试管婴儿、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，居高不下的不孕不育率，催生了捐卵和代孕这门新兴的产业。由于牵扯到情感、伦理、法律等系列问题，这门产业又始终处于似公开又不公开、似合法又不合法的尴尬状态。本报近日的连续报道把这种尴尬推到了读者的面前，这也许是一个动员全社会的智慧，化解捐卵和代孕难题的契机。

主持中国首例试管婴儿生产的张大夫曾收到一群不育患者的联名信，信中写道:“现代医学允许捐肝、捐肾、捐精，为什么就不允许捐卵和代孕呢？再好的科学技术不造福人类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张丽珠在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上公布了这封信，引起了专家热议。最后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建议:捐卵和代孕不宜一律禁止，而应严加限制，可以由卫生部授权个别高水平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代孕小组；实施代孕之前，由伦理委员会审议，并向卫生部指定机构申请。张丽珠说:“伦理和人类的幸福都要兼顾。”

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对这一行业进行谴责是容易的，但我们必须知道，一个因巨大需求而诞生的市场，很难通过口水便将其淹没，更何况，我们在表达道德激愤的时候，似不宜对那些不能生育者的痛苦漠然置之；舆论还倾向认为，代孕是对代孕妈妈的工具化，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题目“谁来救赎代孕妈妈的子宫”典型代表了这种倾向，但如果代孕行业不存在强制交易，如果我们认可成年的代孕者能够主张自己的权利，那么这样的追问或许矫情了点。

诚如本报新闻所说，捐卵和代孕目前是徘徊于法律监管边缘的行为。卫生部出台的行政法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禁止捐卵和代孕，但其约束的对象只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，对其他机构和人员并无法律约束力。法律为什么不肯更进一步，全面叫停？又为什么不肯后退一步，干脆放开？这毋宁说是立法理性的一种体现，因为法律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全部的难题，特别是在人们观念出现巨大分歧的时候，法律并不适合充当某种观念正确还是错误的裁判者。

怎样化解捐卵和代孕难题？因为赞成和反对者的理由都存在一定合理性，那就只有等待争议双方的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交集了。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，就像过去，变性让人忌讳，但现在人们的心态已渐趋宽容与平和；精子库也仿佛是洪水猛兽，曾几何时，它已成为一些正规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一样。另外考察西方国家，捐卵和代孕从非法到合法，至少是非罪化，也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趋势。

然而，在这种观念的交集到来之前，应该如何措置呢？无他，只有限制和规范。实际上目前代孕行业暴露的问题，主要还是不规范的问题，而之所以不规范，实由于正规医疗机构被一纸行政法规自缚手脚，它们不能做的事情，由代孕中介和一些违规的私立医院联手转向了地下。面对庞大的医疗需求，面对观念的变革和碰撞，卫生部用一部行政法规将自己紧紧裹上，多少有怕麻烦的嫌疑，似乎只要自己关起门来，就可以置身事外了。与代孕最有关联部门的回避态度让人遗憾。